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农外
发布时间：2008-10-13 16:47:00 | 人感兴趣 | 人参与 | 评分：3
三农问题是中国的一个长期问题，能否解决得好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好坏。最近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采访了国内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温铁军的新观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农外”令人耳目一新。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久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对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有长期研究。近日，记者专程采访了这位专家。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功夫不在农内，而在农外。如果我们仍然重复过去‘打补丁’的做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温铁军说。
中国农业已难以维持
“ 农业大国一般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但中国的主要农产品‘地板价格（成本）’已经高于‘天花板（国际市场）’。中国在粮食市场上的任何一个动作都直接影响国际粮价抑扬。1995－1996年我们大进口一次，在18个月内进口了3000万吨粮食，国际小麦价格提高了将近一倍。按现在的进口量常年是1000－2000万吨，对国际市场已经有极大的影响。80年代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一直持续下降，但目前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是‘在天花板之上跳舞’。因此，中国不是农业大国，而是小农国家。”温铁军说。
“小农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人口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他说：“我的判断是：中国的农业已经到了不可维持的地步。”
温铁军陈述，他的判断具体取决于四个方面。（1）从基本资源制约考虑，中国农业已失去了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有14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在这些地方，土地几乎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功能，仅仅具备生存保障功能，其中6个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的省区，连生存保障的功能都没有，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亩的地区，大部分是西北部缺水省区。（2）行政性手段干预农产品价格的农业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农业物质成本一直都在很陡地朝上走，但为推进工业化战略，国家始终在人为地压低农产品价格。1979－1982年实施第一次行政性大调价，基本农产品价格上调49％，这可以看作是对计划经济时期长期推行剪刀差、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的补偿。之后又经历了多次微调，到1994－1996年实行了第二次行政性大调价，基本农产品价格上涨105％。二次行政性大调价都是在农业比较效益很低的情况下，以价格隐含的补贴来稳定农民的粮食生产和以价格上涨来补贴农业生产者收入。这种调整措施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只要价格下跌，农民必然随之不满，产量必然随之下跌。（3）农村剩余劳动力无业可就的矛盾日益尖锐。按劳动年龄人口算，中国现在有5亿农村劳动力。但这一数字至少要再加30％的。因为国家并不能保障18岁以下都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初中没有毕业、小学没有毕业的人，包括60岁以上的农民，都在参加农业生产。因此，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计算，农村实际有6亿多劳动力，而农业生产只需要大约1亿多，所以，绝对过剩的劳动力有4－5亿。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包括韩国，劳动力价格会随着生产和出口的提高迅速抬升。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东部的企业主不需要对3000公里、4000公里以外流到他这里的劳动力的任何流动成本负责，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之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马上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入，所以，尽管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层又一层地铺到了世界各地，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却始终维持在200－300元左右不变。事实上，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已经困难重重。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渠道的乡镇企业，近年已在以每年300万到400万的速度向外排斥劳动力；一度容纳了七八千万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城市，现在也设了一道道门槛和壁垒，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外国资本主要集中在以金融和贸易为主的服务业，这对素质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几乎没有意义；4－5亿农村过剩劳动力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劳务出口解决的概念。（4）农业生产效益如果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资金必然流出农业。考虑到人口增加、城镇占地、沙化和荒漠化等因素，土地实际上正在不断地减少，加上非农就业机会很少，劳动力边际收益即便下降到0以下也不得不继续投入，这样，劳动生产率还会不断下降。
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没有突破，无论什么调节微观机制的政策都难以发挥作用
温铁军介绍，中国农业20多年来经历了三次结构调整。第一次调整是市场作用下农民的自发调整：1979－1982年粮食价格调整，加上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刺激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但多出来的粮食一下子没有那么多人消费，于是出现存储爆满。于是粮食压价，农民1985年调整7000万亩粮田，上了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粮食产量掉下来500多亿斤。这次农业的商品化水平提高使农村消费第一次达到60％以上，大幅度拉动对城市工业品的需求，中国经济由此出现“黄金增长”。第二次调整得益于国民经济整体调整。1989年以后，出现连续三年的农业主产品卖难，粮、棉、油、肉、蛋、奶、烟、麻、茶、糖等十几种农产品相对于的收入的需求弹性下降到低于1。在这种背景下，1991年底曾提出“两高一优”，但并没有实际作用。1992年，小平南巡，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性增长，收入连续三年下降的农民，产生了极强就业欲望，自发掀起打工潮，全国4600万农民工涌向东南沿海。这4600万农民工的粮食需求约相当于2亿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等于在原有的3亿城市人口的基础上陡然增加了60％多的粮食需求，于是直接拉动了1993年开始的粮食抢购。后来出现了政策“打补丁”，实行“省长米袋子”，实际上是各省纷纷封锁本地市场。地方封锁导致中央大进口。接着，受到粮食抢购的刺激，中原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大量生产早籼稻，一哄而上，很快就又积压了。现在是第三次出现农民卖粮难的问题。这次农民卖粮难有三种因素同时发生作用：一是大规模提价使得基本农产品的价格上升105％，二是落实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三是宏观治理整顿紧缩到位。前两种因素导致农产品供给增加，后一种因素导致农产品需求减少，两种力量同时作用，导致这次的农产品过剩比1985年和1990年两次过剩更严重。
温铁军认为，尽管这三次结构调整有本质的区别，农业的根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中国的国情是资源紧约束、城乡结构二元对立。农民一向都是弱势群体，农业一向都是做出牺牲的产业。有许多涉及到农民和农业的问题，如农民负担过重、各方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农民收入水平持续下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民上访告状问题等等多年来不断得到各种反映，中央三令五申要妥善处理，但至今成效仍不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农业问题的复杂性。”温铁军说，“事实上，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没有突破，无论什么调节微观机制的政策都难以发挥作用。现在应该强调的是，在调整国土资源结构的战略指导下，调整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
创造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让农民有利可图
温铁军说，历史经验证明，单纯做农业本身的所谓战略安排往往适得其反。
他认为，创造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首先是要加快城镇化，但城镇化不是要扩充政府。城镇化必须是以综合改革打头的城镇化战略，在旧体制控制最薄弱的地方撤乡并镇，把和传统农区经济半径最短的城镇发展起来，一个县市最多发展3－5个中心镇，尽可能让中心镇吸纳农村过剩人口，不具备中心城镇地位的一律改为乡公所，镇一级政府搞成自治政府，精简机构，取消六套班子，七所八站。国家可用投资倾斜的办法促进城镇化改革，按照“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改革，就给予资金支持，否则就不给投资。为了维持农村自治，15％的农村土地必须是公共土地，用于农村基层公共品开支。
其次是在金融、保险、流通、批发等非农生产领域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如果不允许农民进入这些有利可图的领域，那么农业就是彻底地无利可图了。现在的问题是，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和各种金融、销售等所谓“服务”的政府部门垄断力量太强。垄断转化为各种名目的收费，所以，这些部门的固定投资最后还是转化为农业成本，导致农业成本不断上升，以至农业服务费用近年上升了22％，年均增长9％，这正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原因。农民发展合作金融，发展合作销售，要把原来给政府各个部门的投资集中定向于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像其他东亚小农社会的经验一样，对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免税，获利之后返还农业。可以明文规定，免税的条件是合作组织必须把收入中至少60％的部分返还农民，用于农村适用技术的推广，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建设，这等于间接用于农业补贴。政府投资之后不允许拿走利润，因为政府投资占股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防止合作组织蜕化为私有组织。
此外，针对小农经济和中国农业已经不可持续的问题，必须尽可能在战略调整上注重以新的资源开发带动人口的移动。可以在西部开发过程中，通过在水利和交通工程建设中大量使用劳动力，“以水带地，以水带人，以路建镇”，维持21世纪中国人口高峰时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动员大批的过剩劳动力到西线的水利工地上，以工代赈，干一天活发给三口人的粮食，允许带家属。不要搞大机械，需要攻坚的地方以及特殊的地形地貌可以上机械，但一般的挖沟挖渠的工作完全可以实行人海战术。随水给地，“以工授地”，干一年活给3亩地，干3年活给10亩地，10亩地可以养活一家人，挖3年、5年甚至10年、20年，民工也就在这些地方安定下来了。有了水修路，沿路设镇，今年解决四川民工，明年解决湖南民工，后年解决河南民工等等。四川村、安徽村、河南村就都建立起来了。这样，既缓解了东部的人口压力，又开发了西部，还实现了城镇化，创造了新的国内需求，消化了过剩的轻工业品和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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